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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两业”深度融合

  • 时间: 2021-05-31 09: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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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区位优势看,粤港澳大湾区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在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仍存在技术创新滞后、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融合不足等问题,与日本东京湾区、美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数字经济驱动“两业”融合

  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知识资产为“两业”深度融合提供了物质基础,信息技术引发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平台化变革为“两业”深度融合提供了空间,数据驱动制造和服务的无限组合形式为“两业”深度融合提供了动力,新的数字技术体系支撑起兼具制造和服务特征的新业态为“两业”深度融合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规模和水平居全国前列,拥有世界上较为齐全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体系,规模庞大的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释放出巨大需求潜力,为数字产业发展与数字技术进步创造了市场动力。同时,数字经济有助于充分释放智能制造业与数字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为解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滞后问题、促进“两业”深度融合发挥重要作用。

  融合障碍亟待突破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驱动“两业”融合极为重要,但现阶段,在“两业”融合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亟待突破的障碍。

  一是推动跨区域、跨行业融合的机制不畅。大湾区各城市产业同构与重复现象突出,城市间产业协同创新水平及大湾区跨城市专利合作水平均较低。在“两业”融合的重点细分行业、技术重点突破领域,缺少路径指引,政策引导“两业”融合需求的匹配效果不显著。

  二是先进制造业主动融合的需求较低。大湾区已形成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有融合意识和能力的龙头企业,但他们在融合发展方面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较为欠缺,中小微融合型企业成长缓慢,专精特新类企业融合发展活力受限。部分制造企业以“服务化内置”作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的途径,压缩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外部需求,束缚了现代服务业发展,导致融合进程受阻。

  三是现代服务业支撑融合能力不强。目前,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发达经济体相差20%左右。囿于自身供给规模和与对外服务网络的联结程度,大湾区内部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够充分,发展速度和质量滞后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际需求。

  四是中小企业数字化意愿偏低,数据共享受限。技术储备不足、人才不足导致企业“不会”数字化;数字化转型的投入风险大、效果不可预知导致企业“不敢”数字化;依赖原有路径、跳不出传统发展模式导致企业“不想”数字化。受行政体制、利益分配、法律法规等因素影响,大湾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信息资源市场不完善,数据公开和共享的动力不足,阻碍了信息资源的整合利用。

  五是数字人才供给总量不足。深圳、香港、广州、东莞等数字经济发展较好城市的数字人才占比较低,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数字人才更为匮乏。因此,大湾区亟须引进和培养大量既懂数字技术又懂工业领域制造流程、既有互联网思维又理解制造业痛点的复合型人才。

  创新“两业”融合路径

  要突破粤港澳大湾区“两业”深度融合困境,必须探索“两业”深度融合的新路径。

  第一,要做好宏观环境分析和产业顶层设计,在大湾区“两业”融合领域深化数字经济合作。组建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委员会和“两业”融合发展委员会,由二者共同研究制定粤港澳三地产业数据对接共享标准,协调三地数字创新合作活动。要在大湾区整体规划下展开各地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两业”融合政策,打破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创新规划和政策,避免重复建设和重叠同构。同时,要把“两业”深度融合过程中面临的重要科技问题和核心技术环节,作为政策支持的重点领域。发挥行业协会在协调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建立跨区域、跨行业、跨领域的新型产业联盟。

  第二,要以制造业为突破口,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区。充分利用和发挥双区驱动、双核联动的发展机遇与优势,以广州、深圳为核心,以制造业为突破口,在智能网联汽车、数字创意产业等重点领域,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湾区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区,推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实验室的示范带动作用,集聚大湾区和国内外优势研究力量,突破关键技术。

  第三,要搭建共享与创新数字平台,完善技术能力与网络信息支撑体系。依托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等重大平台,搭建各类共享与创新数字平台,主要培育产业应用场景,重点打通消费与生产、供应与制造、产品与服务间的数据流和产品流,完善“两业”融合技术能力与网络信息支撑体系。借鉴浙江省的成功经验,搭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电商数字经济平台,为全国和全球用户提供“物联、数联、智联”三位一体和“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三流合一的数字经济底层架构,以数字技术助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数字化转型。

  第四,探索大型企业的智能化“升级”路径,加快对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补课”。引导和支持信息化基础好的大型企业加快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并将其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工业系统深度融合,推广智能化生产、规模化定制、网络化协同等新应用与新模式,发展产业链级的平台型企业和生态赋能企业,打造网络化的资源优化配置体系,实现生产制造与服务体系智能化升级。引导中小企业树立数字化思维,充分利用财税、金融等政策工具,寻找投入少、效果好的数字化转型切入点,优先解决部分较简单而重要的数字化问题,培育与外部信息技术供应商对接的能力,增加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第五,以市场为导向,引进与培养数字化复合型人才。发挥港澳国际化城市优势,加快引入一批国际化数字人才,打通导致粤港澳三地在人才流动和资源配置方面协作不足与流动不畅的障碍,建设全球数字人才“栖息地”。鼓励高校及专业培训机构设置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的专业与课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设立服务型制造研究院,开设与“两业”融合发展相关的专业与课程,培养具有跨行业的知识认知、能够对不同行业中不同参与主体的信息流进行整合式管理的跨界人才。

  (本文系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课题“粤港澳大湾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机理及效应研究”(2019WZDXM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姓名:矫萍 工作单位:广东财经大学商贸流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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